铁锹第一次触到泥土深处时，我听见陶罐破碎的脆响。
那年春分刚过，祖父领我去西山栽杏树。他扛着两柄包浆油亮的铁锹，锹头还沾着去年种紫藤时留下的赭色黏土。我抱着树苗跟在后面，根须裹着湿稻草，像裹着襁褓的婴儿，嫩叶蹭过脖颈时泛起微凉的痒。
挖到第三锹，土里忽然滚出半个青釉陶罐。豁口处钻出几根细如银丝的菌丝，阳光斜斜切过断面，照亮内壁墨写的“宣统二年”——大约是某位前人埋下的时间胶囊。祖父用袖口拭去浮土，罐底竟沉着几粒干瘪的桃核，表皮裂痕里渗出琥珀色的树胶，仿佛凝固的泪滴。我们相视而笑，将桃核与新树苗并排埋下，恍惚间完成了某种跨越百年的接力。
正当培土时，忽见赤蚁大军从树坑边缘迤逦而过。它们举着米粒大小的虫卵，在春泥上拖出蜿蜒的细痕，恰似道士画符用的朱砂线。一只莽撞的工蚁偏离队伍，撞上我沾满泥浆的胶鞋，触角慌张地抖动着，竟在帆布纹路里迷了路。祖父折了截草茎搭作浮桥，看它驮着重负颤巍巍爬回队伍，队列立刻裂开道缝隙，像墨线被风突然吹弯。
午后阳光变得绵软，我们坐在老梨树下歇脚。竹篮里的海棠糕散着热气，祖父正讲着光绪年间村民与野猪抢栗子的旧事，忽见黑影掠过额前——竟是只蓝尾喜鹊俯冲下来，尖喙精准啄走我们备作种子的松子。这狡黠的飞贼栖在刺槐枝头，尾羽在风里开合如折扇，喉咙发出得意的咕噜声。后来才知晓，它把战利品藏进了山神庙的瓦缝，春雨过后，那儿竟蹿出三株歪脖子松苗。
山雨来得毫无征兆。铜钱大的雨点砸在铁锹上，奏出编钟般的清越回响。我们躲进废弃的炭窑，看雨水在窑口织成水晶帘幕。祖父摸出牛皮酒囊，抿一口自酿的梅子酒，胡须上凝着细密的水珠。他指着雨中摇曳的树苗说：“瞧，新根正在和雨水跳胡旋舞呢。”果然见那嫩枝在风里画着螺旋，叶片翻飞如绿蝶振翅，而先前种下的老杏树竟在雨雾中泛起薄红——原来满树骨朵被浇醒了。
暮色四合时，山径已化作粼粼的银河——千万只萤火虫从竹林深处涌出，尾灯明灭如碎裂的星子。我们深一脚浅一脚地下山，腐殖土在靴底发出糕饼般的酥响。经过晌午的树坑，忽见两点幽绿浮在空中，细看竟是只草鸮立在杏苗旁。它歪头端详着系在枝头的红布条，忽然展开毛边似的翅膀，将祖父系的那枚铜钱叼走了。月光下，那枚康熙通宝在它喙间闪烁，恍若衔着枚小小的月亮。
后来每个周末上山浇水，都能撞见些鲜活剧场：有时是刺猬蜷在树荫下打盹，后背粘着去年秋天的山苍子；有时是蜥蜴在树干练习遁甲术，断尾在苔藓间弹跳成碧绿的逗号。最惊喜的是谷雨那日，旧陶罐的位置竟拱出抹娇红——当年埋下的古桃核，在土层深处蛰伏三个甲子后，终于顶破时光的硬壳。两株隔世相望的树苗，在春风里交换着年轮的密语。
今春再访西山，老杏已亭亭如盖。树洞里有松鼠囤积的橡实，枝桠间悬着暗绿的蝉蜕。坐在盘虬的树根上，听见地底传来细碎的啃噬声，或许是那些百年桃核仍在默默生长，等待某个湿润的春夜，突然将月光顶出地面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