来世仍做常书鸿

真正的文化大家，都有一个高洁而执着的灵魂。

幸甚，上世纪90年代初，我陪在一家文化刊物当记者的妻子雪扬，登门拜访了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常书鸿先生及夫人李承仙，迄今忆及，常老的音容笑貌仍历历在目。那是1991年春夏之交的一个下午，杂花生树，乱草飞莺，明丽的阳光把树影投在街面上，浪花般溅起一声声快意的鸟鸣。我们如约来到常老的寓所，进入画室兼书房。哇！那仿佛是敦煌的一块“飞地”：墙上挂的油画是翩翩起舞的飞天，大照片是先生在敦煌的留影，一幅书法作品是《咏敦煌》的诗词，书架和博古架上摆满了有关敦煌的书和纪念品……房间虽然宽敞，却被遥远的敦煌塞得满满的，仿佛先生把敦煌石窟的一角搬进了家，从此便是终生的守护和依偎。

那年先生88岁，言谈不很畅达了，但记忆和思路仍很清晰，笑声也很响亮。常书鸿生于1904年的杭州，从小多才多艺，青年时代长得白面长身，美丰仪，一看便知是出身富贵之家的翩翩公子哥。1927年，年方弱冠的常书鸿赴法国学习美术，其间见到许多被盗运和倒卖到欧洲的敦煌经卷、壁画和其他流散于巴黎的文物，赫然摆放在很多博物馆或贵妇的沙龙里对外展出。常书鸿深感痛心，几乎到了夜不能寐的程度。回国后他亲往敦煌考察，发现那里黄沙漫漫，几成不毛之地，许多石窟被流沙掩埋，文物损毁和被盗走的不计其数。常书鸿天生是艺术之子，对祖国的历史文化，哪怕是一块秦砖汉瓦都爱得如痴如醉。那时，政府和诸多好友皆为他安排了养尊处优的好职位，但目睹敦煌之惨状，常书鸿痛心不已，经与好友梁思成、徐悲鸿商量，他毅然决定弃绝一切功名利禄，住进敦煌石窟附近的一座荒寺，并把妻子孩子接来，从此一生不离不弃，做了敦煌的“守护神”。1942年，于右任到西北视察，听说常书鸿长年枯守莫高窟，过着衣食无着的生活，于是特批成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，由常书鸿出任所长，其目的就是为了给常书鸿发些薪水，以解决一家人无米之炊的难处。那会儿正是烽火连天、兵荒马乱的年代，为防盗贼、兵痞和土匪的抢掠，常书鸿不得不备了一支手枪，夜夜放在枕下。

先生的首任妻子陈芝秀是出身杭州豪门的千金小姐，天生丽质，美艳照人，亲友们无不称赞她和风度翩翩的常书鸿是“天生的绝配”。但是，常先生留守敦煌之后，陈芝秀受不了那种远离红尘、孤悬大漠的凄苦生活，几乎天天以泪洗面，靠翻看父母和杭州的老照片打发时光。不久，一位退役的国民党军官赵忠清到敦煌求职，自称愿意做常书鸿的学生。没想到时间长了，此人与陈芝秀暗生情愫，一年后，陈芝秀抛下13岁的女儿常沙娜和3岁的儿子，与赵忠清私奔他乡，但后来的下场很是凄惨。常沙娜生于法国，6岁随父母归国，中学毕业后赴欧美留学，主攻欧洲艺术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她听从父亲召唤，只身漂洋过海，从美国回到祖国。父女二人，一个被称为“敦煌守护神”，一个被称为“敦煌的女儿”，一家人数十年甘于清贫，远离都市，把一生奉献给了敦煌艺术。后来惊艳中外的“飞天”壁画，就是父女在吸纳敦煌壁画的基础上精心创作出来的民族瑰宝。195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之际，北京搞了名闻全国的十大建筑，常家父女一起参与了人民大会堂、民族文化宫等重要建筑的设计工作，一瓣心香，永留史册。

我们的采访进行得很热烈。只要说到敦煌，常老便谈兴大发，眉飞色舞，很多久远的细节都能娓娓道来。说起首任夫人的离去，老人家也有些自责道：“那时我光顾着守护敦煌了，完全没考虑人家的生活习惯和精神需求，这是我的不对。”

老人家讲话乡音很重，不时需要夫人李承仙在旁翻译。告别时，常老意兴犹浓，主动说：“我给你们写幅字，留个纪念吧。”夫人研墨铺纸后，常老从容走笔，写下7个力透纸背的大字，“来世仍做常书鸿”。

这就是先生一生的风骨与傲骨啊！

1994年，常书鸿仙逝，享年90岁。按先生遗愿，骨灰葬于敦煌，仍是不离不弃的永远相伴和留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