柜顶的老收音机

父亲的老收音机，还蹲在老家衣柜的顶上。深棕色的木壳裂了两道细纹，像老人额头的皱纹，银色的旋钮磨得发亮，刻度盘上 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” 的字样，被岁月浸得有些模糊。每次回老家，我总要搬个凳子踩上去，轻轻把它抱下来，擦一擦木壳上的灰 —— 那是父亲用了四十年的物件，也是我童年里最响亮的声音。
这收音机是 1983 年父亲结婚时买的。当时村里没几户有收音机，父亲攒了三个月工资，从县城供销社扛回来，一路引得邻居跟在后面看。我记事时，每天清晨五点半，收音机准会 “吱呀” 一声响，接着传出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的片头曲。父亲总坐在门槛上，一边擦农具，一边听广播，有时听到要紧处，还会停下手里的活，皱着眉琢磨半天。我则趴在他腿上，盯着跳动的指针，把 “国内新闻”“国际新闻” 当成听不懂的歌谣，跟着哼调子。
有年冬天我得了肺炎，夜里咳嗽得厉害，父亲抱着我在屋里来回走。窗外飘着雪，屋里没有暖气，他就把收音机抱过来，调到戏曲频道，放我最爱听的《穆桂英挂帅》。“猛听得金鼓响画角声震” 的唱段混着父亲的脚步声，竟真的让我忘了咳嗽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那几天父亲怕我夜里难受，几乎没合眼，收音机里的戏词，成了我们父女俩对抗寒夜的暗号。
上小学后，收音机成了我的 “课外老师”。每天下午放学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收音机，听 “小喇叭” 节目。孙敬修爷爷讲故事的声音，像裹了糖的棉花，把《西游记》《三国演义》里的人物说得活灵活现。有次老师让写作文《我的宝贝》，我写的就是这台收音机，还得了全班最高分。父亲把作文纸贴在收音机旁，逢人来就指着说：“我闺女写的，说这收音机是她宝贝。” 那骄傲的模样，比他自己得了奖还开心。
后来家里有了电视机，再后来又有了智能手机，收音机渐渐被冷落，搬到了衣柜顶上。可父亲还是偶尔会把它抱下来，擦干净后打开，哪怕只有 “滋滋” 的杂音，也会听上半天。有次我问他：“现在手机啥都能听，这收音机早没用了，扔了吧？” 父亲摩挲着木壳，半天没说话，最后只说：“留着吧，当年你咳嗽，还是它陪着呢。” 我忽然明白，父亲舍不得的不是收音机，是那些抱着我听戏的夜晚，是我趴在他腿上听新闻的清晨，是我们一家人围着小收音机，分享时光的日子。
去年父亲生日，我特意在网上找了修收音机的师傅，把老收音机修好了。当熟悉的《新闻和报纸摘要》旋律再次响起时，父亲的眼睛亮得像孩子。他把收音机放在客厅的茶几上，每天早上依旧准时打开，只是现在，他会把音量调小些，怕吵到上学的孙子。有时孙子会凑过去，盯着旋钮问：“爷爷，这是什么呀？” 父亲就会把孩子抱在腿上，像当年对我那样，慢慢讲起这台收音机的故事。
如今每次回老家，我都会坐在沙发上，陪父亲听一会儿收音机。熟悉的旋律穿过岁月，落在客厅里，把阳光都染得暖融融的。我知道，这台老收音机早就不是普通的物件了，它是时光的留声机，装着父亲的青春，装着我的童年，装着我们一家人最朴素的幸福。只要它还能响，那些温暖的日子，就永远不会走远。